中華環保聯合會通過《中國青年報》、《人民日報》、《中國環境報》及中華環境公眾信息網發布公眾調查問卷，征集民眾對“十一五”環保規劃的意見和建議。結果顯示，94.9%的公眾認為環境保護已相當緊迫，更有97.5%的公眾贊成將環保指標納入官員政績考核體系（8月1日《中國青年報》）。

　　環保實際上是一個“公眾事業”，綜觀全球的環保歷程，環保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主要歸功于公眾的參與。在歐美國家，大都是由公眾發起環保問題，推廣環保的先進觀念，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，逐漸影響到政府的決策。

　　公眾的環保意識先于政府，除了公眾對環保天然的貼近性和敏感性，也與政府與生俱來的發展經濟的價值追求有關。一條河流被污染了，河邊的公眾立即就會遇到“到哪里取水吃”的問題，而政府感受這種緊迫感有一個滯后期，容易采取“先發展經濟，后治理污染”的方式。

　　我們似乎也在沿襲著這樣的國際慣例。零點公司2000年年底對全國10大城市3243位市民的調查發現，49.2%的人把環保作為自己最關注的社會問題，第一次超過子女教育、下崗失業、貪污腐敗等。本次問卷調查中，94.9%的公眾認為環境保護已經相當緊迫，這是對當下環保現狀的基本評價。這表明，公眾的環保意識已經進入普及階段。

　　有識之士早就指出，中國不能再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，以中國之人口和環境資源現狀，“先污染”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，但“后治理”需要整個社會付出難以承擔的代價。同理，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環保意識“民間先于政府”的模式，也希望在中國不要延續，而是借鑒西方國家的教訓，，縮短從“民間呼吁”到“政府決策”的過渡時間。

　　這也是“97.5%的公眾贊成將環保指標納入官員政績考核體系”的原因。一方面表明了公眾對政府環保工作的殷殷期待，另一方面，公眾也清楚，靠民間力量是無法根本改變環保現狀的，只有靠各級政府的努力才能實現，而建立環保政績的考核機制，就是要在制度上給政府官員以壓力，使環保由“我可以做”變為“我必須做”的責任驅使。

　　盡管中國環保已經有了不少進步，但面臨的問題顯而易見。從觀念上，有些人還在錯誤認為“環保就是在阻礙發展”，“先掙錢后考慮環保”；在管理機制上，環保力量的分散化影響到工作的開展，地方保護主義在嚴重消減環保的力量，環保部門缺乏必要的行政強制權；在法律制度上，現有環保法律存在漏洞，配套立法遲緩，行政處罰種類單一，處罰力度偏弱，等等。

　　表現在事例上，許多工程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就違法開工建設；不少城市沒有把發展公共交通放在應有的地位，反而對小排量汽車的行駛路線進行限制；一些風景名勝區，被以各種開發的名義進行破壞……

　　公眾對環保的高度關注，是壓力，也是動力。調查中，73%的公眾認為垃圾分類很有必要，94.4%的人都會有意識地買綠色食品，92.9%的公眾愿意參加環保志愿活動……這些數字表明，環保事業有極深厚的民意基礎，而“從群眾中來”的政府決策再“到群眾中去”時，就容易得到公眾的支持和參與。

　　可以看到的是，環保已經開始進入國家的決策，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中就包含了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”的內容，將環保指標納入官員政績考核的試驗已經在三省區進行———這種與民意的不謀而合，為推動環保事業進步樹立了示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