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經濟周刊封面文章：資源再生的時代(組圖）

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5年08月15日09:05 人民網

發達國家不要的東西都是垃圾嗎？
　　當中國成為“世界工廠”，當國際社會質疑“誰來供應中國”，并炮制“中國能源威脅論”，當中國面對能源困境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定義“垃圾”、“電子垃圾”、“洋垃圾”等概念。

　　從資源獲取的途徑看，除了開采、儲備，還有一個重要途徑是再生。

　　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楊眉 /北京報道

　　在環保意識高漲的時代，人們自然地習慣于對“洋垃圾”恐懼與譴責。然而，在能源已成發展瓶頸之時，當我們換個思路重新審視，就會發現一個資源的新天地。

　　沒有垃圾，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。

　　美國、日本等發達國家高消費后形成的“汽車墳墓”、“輪胎大山”、“鋼鐵城市”、“塑料礦山”等廢舊物資，能否變成資源需求大國——中國的再生資源？

　　當中國的“儲備型”資源戰略遭遇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他國政府阻撓所帶來的挑戰、考驗甚至困境后，“再生型”資源戰略被寄厚望：它可否解除卡在中國經濟脖頸上的這只資源魔爪？

　　顯然，中國資源再生產業起步前需要繞過的第一道坎，就是國人對“電子垃圾”的慣性思維。

　　即將誕生于遼寧省的中國第一個“再生資源示范園”，將是對這道坎的首次“正面相撞”：該示范區不僅提供從國際回收、拆解、加工等一條龍式的資源再生產技術樣板，更要在投資、成本、環保等諸多方面，與傳統資源產品加工方式“叫板”——進行一系列指標的試驗和對比。

　　示范區運作的成功與否，可能關系到中國能源戰略的調整。

　　而這一切的最初起源，是一次長達兩年、耗資百萬元的國內外調研。資源再生的“跨國調研”

　　這是一次時間跨度長達兩年多的調研，調研范圍從國內沿海發達地區到東北、西北經濟相對落后地區，并遠至西歐、北美、日本、韓國等地區和國家；調查目的只為回答一個問題：面對全球資源枯竭、國內資源全面緊張的現實，中國應該建立何種資源戰略？中國有無可能選擇走再生資源之路？

　　對于他們提交的2萬多字的國際再生資源調研報告，國務院領導同志作出了“資源再生產業市場潛力大”的重要批示。

　　“資源枯竭已經成為人類共識，而對于資源在哪里，全球也已有新的共識：歷經人類五千年開發，全球‘可工業化開采’的礦產資源絕大部分已不在地下，而是以‘廢舊物資’的形態存在于我們身邊，而其中85%又堆積在發達國家。”承擔此次調研的機構——中國包裝聯合會國際資源再生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“再生委”）副會長劉向群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介紹說。

　　這一不可扭轉的地球資源現狀，成了中國選擇資源戰略時無法回避的首要參考依據。

　　從早期全國勘探、鉆井的“開采型”資源戰略，到目前“全世界找石油”的“儲備型”資源戰略，中國未來有無必要和可能走以“回收”與“再制造”為一體的資源再生戰略？

　　曾以“牙膏皮換牙膏”政策，創下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統的中國，資源再生行業仍停留在“收破爛”、“非法回收”、“非法拆解”、“電子垃圾”等邊緣化甚至是地下生存狀態。而吸收中國“回收”經驗的發達國家則發展成了一個集“回收”與“再制造”為一體的獨立產業—資源再生產業（也稱第四產業）。

　　統計數字顯示，發達國家資源再生產業規模在20世紀末為2500億美元，本世紀初已增至6000億美元，到2010年預計可達1.8萬億美元。

　　如果中國選擇再生資源戰略，所需的規模龐大的廢舊物資從何而來？

　　該調研得出的結論是：國內廢品收購是一條途徑，而另一條新途徑是國際大收購——“國外廢棄的石油鉆井平臺、壓成餅子的報廢汽車、堆成山的廢舊輪胎和漁網等，都是回收鋼材、塑料等資源的新渠道，”“再生委”副秘書長姚仲永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介紹說，“更重要的是，回收這些國外廢舊物資，不僅不需要支付購買價格，當地政府還會‘倒貼’補償金——因為對于發達國家來說，拆解的人工成本太高，而且本國的制造業已經轉移海外，不需要這種高成本的再生資源。”

　　面對發達國家高消費后形成的“汽車墳墓”、“輪胎大山”、“鋼鐵城市”、“塑料礦山”等廢舊物資，發展中的中國作為當今資源需求大國，可否回收、拆解、加工形成新的鋼、鐵、銅、鋁、不銹鋼、塑料、橡膠……

　　但是，目前資源再生仍有一道致命軟肋——環保問題，如報廢電子產品的回收和處理所帶來的污染已經成為新的、嚴重的環保問題。對此，“再生委”調研后認為不能“因噎廢食”、“因小失大”，而且“禁止令早已事實上失靈，任何嚴格限制措施只能使現存的加工作坊進一步隱性化，造成更大污染。”

　　最簡單有效的措施是立法，起草和出臺《再生法》。而立法的前提是成立再生資源產業的專門主管政府機構或行業組織，“現在的資源再生產業由國家環保局分管顯然不合理，這就像讓貓領導耗子一樣。”有學者如此評價。

　　事實上，資源再生產業不僅事關中國的資源戰略，也是中國搞循環經濟所無法繞開的必然選擇。目前中國政府倡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，就是由“開采-產品-廢棄”的“線性經濟”，轉向“產品-廢棄-再生產品”的“循環經濟”。

　　“循環經濟，不是簡單的生產工藝的改善”，劉向群分析說，“沒有資源的再生，循環經濟就無從談起”。

　　事實上，資源再生有著更為現實的意義，與“貯備”資源相比，“再生”資源可能是解決目前中國能源困境的一種有效途徑。“儲備型”資源戰略國際碰壁？

　　“截至目前，中國的資源儲備戰略似乎不太樂觀，為了儲備石油、銅、鐵礦石等資源，中國人全世界走了一圈，但結果碰了一個釘子后回來了，”某能源界人士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說，他說這話時正好中海油剛剛正式宣布放棄競購尤尼科計劃。

　　這場始于2004年的中國資源“儲備大行動”，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國際社會關于“誰來供應中國”、“中國能源威脅論”等疑問和爭論；而且還影響了國際市場資源型商品價格的瘋狂上漲，如鐵礦石價格上漲了200%、國際原油期貨連續創下近30年來歷史新高且已達65美元、銅價也翻番上漲……

　　面對這些國際輿論和國際市場風云，中國的“資源儲備計劃”面臨嚴峻考驗、挑戰，甚至是困境。而對于全球公認的“世界加工廠”中國而言，資源緊張幾乎成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時期的最致命“要挾”。

　　自2004年起，面對資源緊張，中國政府開始嘗試“儲備型”資源戰略：從國家領導人的“能源外交”，到國家發改委的石油儲備計劃，再到國內石油巨頭在國際市場上頻頻出手——收購油井、兼并石油公司等等，形成了“中國人全球找石油”的世界景觀。

　　據了解，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聯合召開座談會，邀請了數百名專家、學者和業內人士，共商包括能源在內的中國資源戰略。當時大部分人都同意走“儲備”之路，更有人提出了在世界范圍開發礦產資源的“全球資源戰略”。

　　但事實證明，中國這一以“開發”、“儲備”為主的全球資源戰略，無論是早期的國際采購團，還是后來對國際油田、石油公司的收購兼并，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國際市場資源類產品價格的大漲、發達國家政府對中國企業收購計劃的干預和阻撓。

　　如今年年初，澳洲鐵礦石先是報出上漲70%的采購價，中國國內鋼鐵巨頭們發表抗議聲明，并發出拒絕采購的威脅；但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供貨商并不理會，隨后更提價200%，“因為他們了解中國這個國際大買家的底細，中國的需求是無法用抗議代替的，”該人士評價說。

　　而對于中海油高價競購尤尼科石油公司計劃的最終放棄，更是中國石油儲備戰略遭受的又一記重創。甚至有傳言說，美國政府之所以極力阻撓，是因為有人提出了“不能讓中國糟蹋了全球石油”的抗議。

　　更令人擔憂的是，除了鐵礦石、石油，還有銅、鋁等，幾乎所有中國需要的資源類商品，國際市場都在瘋漲。

　　對此，國內已有學者和專家對現行的國家能源儲備戰略提出了異議，并指出，依靠采購和收購等方式儲備“開采型”或“原生型”資源的做法，既偏離了國際資源利用的大方向，更不適合中國超規模化需求的國情和現實。現實的做法是，首先改變思路，放棄單純的儲備‘原生態’資源的狹窄思維，轉型走再生資源戰略之路。再生資源為各國普遍重視

　　其實，再生資源、資源再生產業和再生資源戰略等并非什么新鮮概念，中國曾創下過世界最早的回收系統，美國創造了再生產業，而二戰后日本、德國借力再生資源恢復經濟、強大國力。

　　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，為解決因“老大哥”撕毀合同而出現的資源短缺，周恩來總理發出了“抓緊廢物利用這一環節，實行收購廢品，變無用為有用”的號召，并親自組織建立了16萬個遍及全國每個角落的回收點，實行了“牙膏皮換牙膏”政策，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統。

　　后來，西方發達國家吸取我國的經驗，將其發展成一個集“回收”與“再制造”為一體的獨立產業—資源再生產業（也稱第四產業）。巨額資金的投入、優惠政策的導向、前沿科技的支持，使其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朝陽產業。

　　精明的猶太人早就說過，再好的鐵礦也不如廢鋼，世上有多少新，就有多少舊。廢舊物資是全球唯一在增長、遲早要取代地下礦藏、俯拾皆是的“富礦”。

　　二戰后被解除武裝的日本和德國，都是資源匱乏國家，他們最早掀起了“垃圾革命”、發展資源再生產業。如德國在1986年將原有的《廢棄物處理法》修改為《廢棄物限制處理法》，強調要采用節約資源的工藝技術和可循環的包裝系統，對已經產生的廢物進行循環使用和最終資源化的處置。他們率先將運轉了300年的“開采-產品-廢棄”的“線性經濟”，改造為“產品-廢棄-再生產品”的“循環經濟”。成功的用再生資源取代了原生資源的主導地位。

　　隨后，其它發達國家紛紛制定《再生法》，不惜大規模封礦、停爐進行產業轉型。美國再生產業規模目前已達2400億美元，超過汽車行業，成為美國最大、解決就業最多的支柱產業。

　　目前，一些國家的再生法規要求，新產品所用材料中，再生材料不能低于20%。廣東“實戰演練”資源再生

　　事實上，最早改革開放的我國東南沿海地區，早已開始資源再生產業的“實戰”操練，近年來資源再生產業已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“火車頭”。

　　近年來，中國各大城市出現的千萬“回收大軍”，將我們的垃圾場“扒拉”的“寸鐵不剩”，成為全世界回收最徹底的國家。與此同時，中國還進口了數量可觀的廢舊物資。

　　據劉向群介紹，調查中發現，資源匱乏的東南沿海進口了占全國進口總量80%的廢舊物資,獲得的廉價原料最多、出口產品最多、解決就業最多、經濟也最發達。反之，越向西北方向，企業對礦產資源的依賴越嚴重，經濟越落后。

　　調查中了解到，東南沿海已基本上形成了：每增加一萬噸進口廢舊物資，就增加就業1千人，節約原生資源120萬噸，少產生三廢10萬噸，節電1000萬度，增加產值1個億的公式。

　　如東南沿海地區的中、低檔電子產品，之所以在全球占主導地位，正是因為進口了全球75%的“電子垃圾”，正是因為電子產業的“拆解”和“組裝”程序需要密集勞動，最能發揮我們的人力資源優勢。大多數電子元器件壽命為50萬小時，而發達國家的電器更新快，其中的元件平均只用了2萬小時，正處于“最佳時段”。而拆解這些元器件主要靠手工，發達國家不僅無法回收，還要平均每臺補貼20美元去銷毀。而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，通過密集勞動，能將廢舊電器回收到每個焊點。徹底報廢的電器拆解成單一成分后，仍可成為廉價原材料。

　　在深圳調查時，當地的惠科有限公司在利用國外廢舊電器方面很有代表性。該廠由4名大學生8000元起家，短短三年，已經形成400萬臺顯示器、電視機以及幾十種電子產品的生產能力，產值達16億，解決了一萬多人就業。因為該廠產品的反修率、價格遠低于原裝產品，大部分銷往國外，今年的產品已全部預售一空。造成污染的清洗、脫焊等環節均達到國家標準。

　　在廣東，惠科公司并非個案。僅汕頭貴嶼一個鎮，每年就加工了55萬噸進口廢舊電器，不僅為電子產業提供了大量優質元器件，還為資源匱乏的廣東提供了原料。據當地政府保守統計，每年從廢舊電器中拆解出來的塑料13.8萬噸（相當于40萬噸石油）；鐵、銅、鋁、錫等五金25.8萬噸；貴金屬6.7噸，其中金5噸、銀1噸、鈀0.7噸。

　　但是，汕頭貴嶼同時也是電子垃圾污染黑名單上的重點戶。立法改變污染現狀實現再生資源夢想

　　廢舊電器，還有一個更為“流行”的名稱——電子垃圾，它一直就是中國人眼中帶來環境污染的洪水猛獸，汕頭貴嶼、江蘇泰倉、山東萊州、河北徐水和正定等，都是電子垃圾黑名單上的熟客。

　　從環保角度看，廢舊電器可以稱為電子垃圾；但對于再生資源產業而言，“沒有垃圾，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”。

　　“垃圾是什么？是沒用的廢棄物；而報廢的電子產品，有著數十、數百種的有用材料，怎么能輕率的稱之為垃圾？”，“再生委”副秘書長姚仲永分析說，“僅僅一個錯誤稱呼就可能迷失了中國資源戰略選擇的大方向。”

　　對于“電子垃圾”污染問題，“調研報告”給予了承認，但對比分析后發現：與從礦石中提煉同樣數量的金屬、生產同樣數量的元器件相比，拆解廢舊電器所需要的耗能耗材、環境治理成本都要低幾十倍。

　　“目前之所以將廢舊電器稱為電子垃圾，一方面是人們對資源的認識還停留在單一開采來源階段，同時，因為政策滯后，廢舊電器拆解等資源再生產業缺少必要的立法規范，特別是對因此產生的污染缺少相應的規范和強制性措施，最終導致了再生資源產業的低污染本性被曲解，”劉向群分析說。

　　據了解，發達國家，幾乎都有專門的法規，如美國的《資源保護和回收法》和《預防污染法》、歐盟的《報廢車輛指令》、德國的《廢棄物限制處理法》、日本的《廢棄物處理物》和《資源有效利用法》等，基本宗旨都是促進對有關資源的回收利用和循環使用。

　　拆解廢舊電器的資源再生產業，之所以污染遠遠低于從礦石中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手工操作，以手工為主的資源再生產業，幾乎是所有工業項目中解決就業最多、污染最小，投資、耗能耗材最低，工傷最少的產業。

　　中國電子工程院的專家們還曾經做過一個考證，結論是貴嶼堪稱世界廢舊電器回收技術水平最高的地區。以手機拆解為例，一部手機可以拆解出2000多種構件，回收率達100%。而美國，盡管每年為廢棄的300萬噸廢舊電器投入數百億美元的處理費，回收率也僅為8%，成為一大“公害”。

　　調查中還發現，對于廢舊電器的拆解，再尖端的設備也比不過人這一最精密的“機器”。如國內有些地區，迷信西方的經驗和技術，引進國外所謂的現代化設備，建立了一批廢電器、舊輪胎處理廠，雖然得到政策和資金的支持，但效率上根本無法與手工操作企業競爭，再加上找不到貨源，幾乎全部倒閉。

　　目前，在“長三角”、“珠三角”已經有上千萬家拆解企業，形成了“進口廢舊產品—再生成新產品出口—進口廢舊產品”，成為名副其實的“循環經濟”，解決了幾千萬人就業、節約了國家上萬億投資、每年減少上百億噸的資源消耗和幾十億噸的廢棄物排放。

　　這種“廉價再生資源＋廉價二手設備＋廉價勞動力＝廉價產品”的電子產業模式，使東南沿海占盡低成本優勢，如一只防風打火機，廣東的售價為6元，日本出廠價就超過60元；廣東售價500元的DVD，日本出廠價就超過3000元。“電子垃圾黑名單”能否變身“再生產業樣板”

　　江蘇泰倉、山東萊州、河北徐水、正定等地，幾乎都上了國內“電子垃圾黑名單”，如非法拆解、非法小作坊以及以焚燒填埋等落后方式處理廢棄物等，因此造成的環境污染也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。

　　這次的資源再生產業調查活動中，特別走訪了上述所有地區，有了更為實地、全面和客觀的新發現，如污染的實際情況、與原生資源加工生產所產生的污染情況的對比、污染的原因等。調研報告還提出了一種設想：如果讓這些地區的廢舊電器回收、拆解、加工等“地下”行為獲得合法身份，給予規范管理，那么不僅可以通過采取必要的環保措施解決污染問題，還可以形成“變廢物為資源”中國再生產業。

　　調查中發現，盡管環保部門一直不遺余力的對“電子垃圾”給予限制和打擊，但現實是，這些地區依然形成了大批以加工進口“再生資源”為主要產業的村、鄉、鎮、市，并形成了從“廢舊”到“商品”的產業鏈。

　　如河北正定的束鹿村，以加工廢塑料為主，從業者達2000人，創造產值達5000萬元。他們的經營模式是：以戶為單位，投入不足萬元的設備，將進口廢塑料分揀、造粒。一臺機器可以加工1.3噸/日，每臺機器配備5個勞動力，年收入10萬元。許多村的產值超過千萬。

　　金屬再生產業，則從大量進口廢五金的沿海地區向內地輻射，形成了專業化的再生金屬加工區：如河北正定、浙江永康、廣東南海、河南鄭州的再生鋁；天津靜海、浙江寧波、溫州的再生銅；安徽泰和的再生鉛等。這些加工區域的從業人員占了當地勞動力的60%。

　　這些自發形成的、專業化的再生產業“園區”和專業化公司，幾乎都是當地的富裕“大戶”。如浙江臺州，早在2001年就進口“廢五金”100萬噸，獲得鋼鐵50萬噸、硅鋼片20萬噸、銅10萬噸、鋁5萬噸、不銹鋼5萬噸、塑料5萬噸；金屬再生的規模化企業中如河北立中有色金屬、浙江萬泰鋁業、力士達鋁業等公司，都是產值逾億的納稅和就業大戶。

　　另一個是事實，這些“大戶”因為規模大、專業化程度高，其拆解、加工流程中基本實現了環保達標的目標。

　　調查中，浙江有關部門負責人感慨的說：沒有任何金屬礦藏的浙江，卻成為產值超萬億的“五金機電”出口大省，再生產業功不可沒。

　　但是這些“大戶”的經驗和現狀并不能否認“黑名單”地區仍然存在的污染事實。在“污染現實”與“資源夢想”之間，在“電子垃圾黑名單”變身“再生產業樣板”之間，國家政策、法規成為一直期待。

　　近日有消息稱，由國家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起草的《廢舊家電及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》（征求意見稿）已提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，目前已進入審查階段，今年內有望正式通過并強制實施，今后家電的生產者、經銷商和售后服務機構，有回收義務，拒絕者最高可能被罰款10萬元。

　　另外，國家發改委還正在積極準備《電子信息產品生產污染防治管理辦法》。這些法規一旦正式實施，不僅將彌補我國廢棄電子產品處理中環保問題的法規缺位問題，更可能因此推動中國資源再生產業的正式起步。

　　輔文：

　　“再生游擊隊”整編成“正規軍”

　　“再生示范園”首選遼寧

　　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楊眉/北京報道

　　電子垃圾“黑名單”上的地區，盡管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再生產業“生產鏈”，但由于其自發性、非規范性、分散性以及環保措施的缺位等，特別是缺少最初的規劃性，所以很難說哪一個可以改造升級為中國資源再生產業的樣板。不過，目前一批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正在籌劃一個嶄新的、具備完整規劃和環保措施的“再生示范園區”，該園區位于遼寧省蓋州市。之所以擇址于此，原因很明確：一是遼寧省是國家循環經濟的試點省，具備政策大環境；二是當地一直在申請建設一個同等規模的資源“原生”項目，示范區則采用“再生”方式加工同樣產品，因此兩個項目可以“現場對此”：投資、成本、污染、就業、利稅等各類指標相互對比，孰優孰劣，“用事實說話”。

　　據介紹，建立示范園的最初動因，源于這次長達兩年的調查，即在日本、韓國、中國臺灣、香港等靠“資源再生”起家的國家和地區調查時發現，它們幾乎都在本國或本地區的經濟相對滯后、交通較為便利的區域，建立了“資源再生加工區”；同時還發現，資源再生產業具有量越大、規模越大，則利用率越高、加工成本和環境治理成本越低的特點。

　　如臺灣在高雄劃出10公里寬、160公里長的地域作為資源再生加工區，利用當時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大量拆解、分揀和翻新歐、美、日的廢舊物資，為經濟騰飛提供了廉價的原料和設備，一度主導了臺灣的制造業；韓國、香港也都有資源再生加工區域，在區域內實行專業化分工，集中采購、儲運，集中治理，效果良好。

　　劉向群副會長分析說，我國目前再生企業的現狀是小、散、臟、差，屬于典型的“再生游擊隊”，必須將其整編成正規軍，建立專業化的加工園區，如廣東貴嶼的舊電器、河北徐水的廢汽車、遼寧蘆屯的廢塑料等，已經出具專業化特色。

　　據了解，國際資源再生委員會目前已經首批選擇了四個地區籌備“資源再生產業示范園”，并成立了由地方領導掛帥、有關部門參加的“循環經濟領導小組”。四個地區分別為“環渤海地區”的遼寧蓋州、河北滄州、天津小王莊和山東日照。

　　為避免出現“一放就亂”的局面，他們擬先從“蓋州示范點”起步。環抱遼寧第二港“鲅魚圈”的蓋州，是東北鐵路和公路的“樞紐”，區位優勢十分明顯；當地人有強烈的危機感和改革意識，據當地人自己說，因受財政財力所困，地方政府官員的工資只能發40%；這里有大批具有熟練技術的下崗工人、大量閑置設備和廠房；大片灘涂地以及眾多已形成“產業鏈”的廢塑料加工企業；背靠鞍本、遼錦鋼鐵、化工基地，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。

　　示范園的另一個樣板意義還在于，用在長三角、珠三角取得顯著成效的“循環經濟”，為振興東北、發展環渤海提供一個“新思路”。如能實現每年加工一千萬噸國內外廢舊汽車、廢舊電器、廢舊輪胎、廢舊塑料的預期目標，將至少增加一千億的產值、解決一百萬人就業、為東北提供九百萬噸廉價原料和設備，借此可以大大增強東北產品的競爭力。

　　據介紹，再生委的計劃是：3-5年內，在環渤海四個“加工示范區”實現進口“廢舊物資”1億噸/年的第一階段目標，然后再建10個“加工區”；在發達國家再建20個“初加工基地”，10年內實現進口可再生資源3-5億噸/年的第二階段目標，使原料由20-30%（工業國家的最低標準）來自再生資源，提高到80%。同時增加5千萬個就業機會。

　　輔文：

　　中國再生產業的“海外淘金”時代

　　——建立暢通的全球物資回收“綠色通道”

　　文/中國包裝聯合會國際資源再生委員會副會長劉向群

　　目前，搬掉我國再生產業頭上頂著的“三座大山”（外商盤剝、政策歧視、輿論壓力），建立專門的政府管理部門或行業組織、實現國際間政府合作和搭建國際交易市場，是發展我國資源再生產業的必經之路。

　　“全球物資回收系統”需要各國“優化組合”

　　目前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是：由于國家政策不允許進口廢舊電器，國內的廢舊電器數量又十分有限，目前的廢舊電器大多是由韓國人、臺灣人在立陶宛、越南、香港等地拆解后，走私進來的，其中大部分利潤和眾多就業機會都留在了境外。更為嚴重的是，缺少政府間的國際合作，缺少再生資源的國際交易市場，使國際流通環節黑幕重重，正常的廢舊物資的回收渠道變成了“洋垃圾”的處理暗道。

　　50年前，在中國尚“地大物博”的時候，國家領導人就前瞻性的做出了建立“全國物資回收系統”的決策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，正在為全世界生產日用品的中國，更有必要建立一個“全球物資回收系統”，以補充自身的資源消耗。

　　如今,全球動脈系統（生產）通過世貿組織，已日臻完善。但作為一個寰球同此涼熱的“全球共同體”，如果沒有一個全球性的“靜脈系統”(回收)，無論各國、各企業循環經濟搞的多“科學”、多“清潔”，整個人類仍將處于一邊瘋狂開采，一面大量廢棄的“線形狀態”。一邊是占世界“廢舊物資”50%以上的美國、日本，在廢棄的“汽車墳墓”、“鋼鐵城市”、“塑料礦山”中掙扎；一邊是資源匱乏的中國，億萬個能將舊汽車、廢塑料全部拆解、利用的“人力資源”被閑置，而不得不大量開采原生資源，使經濟不斷“過熱”。日日因此，在未形成“國際大循環”之前，任何局部“小循環”都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根本問題。而完成“國際大循環”的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建立“全球物資回收系統”。既然這條“靜脈系統”將為我國提供80%的原材料，解決數以億計的就業，減少數百億噸的廢棄物排放，那么我們應象當年石油大會戰那樣，像加入世貿組織那樣，傾國家之力予以疏通。

　　我們的具體措施為：由輸出和輸入國建立類似“世貿組織”的國際機構，進行全球范圍內的“專業化分工”。如：承擔了回收報廢汽車義務的汽車生產廠家，把“勞動密集”的拆解、翻新程序放在中國，可以使報廢汽車回收率由50%達到100%；而需要“技術密集”的稀有廢金屬提純則可以放在發達國家，同樣使回收率由50%達到100%。這一“優化組合”可以降低成本、減少污染、增加就業。

　　為此我們已與日本企業聯合成立了“中日資源再生促進會”，準備在日方建立10個初加工基地，借此保證拒“洋垃圾”于國門之外。同時避免中間商的盤剝。在初加工、運輸、進入加工區的全過程中，形成沒有跑、冒、滴、漏的綠色通道。

　　建立“國際再生資源交易市場”

　　目前，全球“再生系統”正在成為與全球“生產系統”并駕齊驅的支柱產業。如此龐大的產業，居然沒有一個國際化的交易市場。致使流通環節黑幕重重，使企業不得不派出大批人員滿世界采購。僅徐水縣每年派出的采購員就在5萬人以上。

　　我們在日本了解到，僅東京一家飲料廠，每年為處理回收的24萬立方壓縮“瓶磚”，政府給予補貼1.9億日元。而這樣的瓶磚走私進入我國，黑市上賣到6千元/噸。其中一半還被“中間商”在韓國、中國臺灣、香港中轉時加入“洋垃圾”。加工這些瓶磚，企業利潤不到10元/噸，根本無力改善設備和增加環保投入。又如：日本數十萬噸廢舊漁網填埋不起（日本填埋場幾乎全部飽和），中國又停止了廢漁網的進口。日本漁民只好將廢漁網放在舊船上任臺風將船吹翻，把這些優質原料沉入海里。而原材料奇缺、回收能力極強的中國，廢漁網已賣到6-9千元/噸。報載，壟斷意大利建筑業的“黑手黨”，幾乎全部轉行向中國倒賣歐洲的廢舊物資，每年利潤超過100億美元。

　　由于進口廢舊物資是由有關部門沿襲計劃經濟的辦法，平均發“糧票”（指標），而申請進口指標又是一個從縣、地、省到中央的“艱難歷程”。結果，指標緊缺的沿海地區不得不向指標過剩的內地高價收購。專家介紹，廢舊物資體積大、附加值低，陸路運輸超過200公里便基本上無利可圖。因此，內地企業申請的進口指標大多賣給了沿海企業。我們在蓋州了解到，當地近千家再生企業沒有一家愿意耗時、耗力去申請進口指標。指標全部來自于黑市。寄生出一大批“指標專業戶”。因此，成立“國際再生資源交易市場”，讓供需雙方直接“見面”，非常必要。

　　“再生產業”由于對技術、設備要求不高，撿破爛又是農民最簡捷的就業手段，所以該產業已成為弱勢群體（農民）最集中的弱勢產業。目前，我國再生產業頭上頂著外商盤剝、政策歧視、輿論壓力（洋垃圾）“三座大山”，企業大部分人力、物力用在了“非生產環節”上。錢學森同志早就說過：“廢舊物資及資源回收利用是國家大事之一”。發展資源再生產業，理應得到全黨和全民的高度重視。

　　資料：

　　垃圾、洋垃圾、廢舊物資與再生資源

　　美國、日本等發達國家的“垃圾”有：報廢汽車、輪胎、家電、手機，喝完飲料后的塑料瓶、廢棄的漁網，甚至還有石油開采光了之后廢棄的石油鉆井平臺、停產或轉產后剩下的鋼鐵大廠“遺址”。

　　這些東西為何被其視為“垃圾”？難道發達國家的人們不知道這里面還有鐵、鋼等金屬，橡膠、塑料等財富？

　　他們知道，所以早在上世紀他們就制定廢舊物資回收法，強制回收和加工利用廢舊物資，并進一步制定了循環經濟法，強制性使用再生資源。

　　但是，現在他們富了，他們的勞動力成本也提高了：一個美國工人的一小時工資大概是8美元，比中國的幾美分高多了。而廢舊物資的回收、拆借、加工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產業，美國的資源現在已“再生不起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現在是21世紀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已經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，他們主導下的芯片、標準等領域，不需要更多的鋼材、石油和塑料。

　　于是，廢舊物資就成了發達國家的“垃圾”，如果誰要，不僅不收錢，政府還給“補貼”。

　　而此時，中國剛剛成為全球公認的“世界加工廠”，資源需要量“空前絕后”。

　　可不少中國人依然沿用發達國家的概念，稱國外的廢舊物資為“洋垃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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